我在波兰“播种”“寻宝”（语文摆渡人）

去年9月，我从北京抵达波兰的格但斯克市，开始了我作为格但斯克大学孔子学院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的工作。一周前，我结束了在孔院的最后一堂《HSK标准教程》课程，离开教室时心中不免有些留恋。

我在波兰近一年的工作主要围绕两条主线展开：一方面，我在讲台上扮演着中文及中华文化传播者的角色；另一方面，我在课余时间致力于寻找散落在海外的中国古籍。

我不仅承担了《HSK标准教程》的常规教学任务，还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，开设了太极拳和太极扇课程。这些课程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，很快成为了孔子学院的一张特色名片。

在当地高中的教学点，我设计了一种“中文+太极”的复合式课程。课程的前45分钟侧重于静态学习，教授汉字和词汇；后45分钟则转向动态实践，让学生通过身体感知中华文化。学生们在学习太极拳招式时，能够立即将课堂上学到的中文指令和哲学概念运用到动作中，这种即学即用的方式让大家觉得学习过程并不枯燥。

太极课的学员年龄跨度很大，既有75岁高龄的长者，也有20岁出头的年轻学生。不同年龄段的学员共同练习，虽然动作可能不够完美，但每个人都全神贯注。太极拳的包容性在于其没有门槛，任何人都能从中获益。一位当地高中教师分享说，练习太极拳后，他的膝盖感觉好多了。这种身体上的积极反馈表明，太极拳不仅是一种拳法，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。

在课堂教学之外，我还参与了中华文化传播工作坊的组织。从书法、国画、剪纸，到踢毽子、京剧等传统艺术形式，每一次体验式工作坊都是一次面对面的跨文化交流。看到波兰朋友们在学习书法时认真地写下第一个“永”字，在剪纸时露出惊喜的表情，或是在踢毽子时略显笨拙却充满乐趣的样子，我深切体会到文化传播并非空泛的概念，而是体现在每一次具体的互动之中。

如果说教学和工作坊是在当下播撒文化的种子，那么寻找海外汉籍则是一次深入历史的“寻宝”之旅。

这个想法并非一时兴起。我在本科期间就曾参与过古籍回归与整理工作，对流散在海外的中文文献一直十分关注。来到格但斯克后，我想到这座拥有悠久贸易历史的港口城市，或许藏有中国古籍。

我利用课余时间联系了格但斯克的多家图书馆，询问是否有中文藏书。大多数馆员对此感到惊讶。经过一番努力，波兰科学院格但斯克图书馆传来了一些线索。

经过数月的邮件沟通，我了解到该图书馆在1945年之前就已收藏了一批中文书籍。然而，由于当时的图书管理员不懂中文，这些书籍被随意地用德文标注了“自创”的书名和非正式的编目。进入珍藏馆需要特别申请，经过与馆方的多次沟通和研究目的的说明，我最终获得了进入馆内进行调研的许可。

在位于瓦沃瓦街15号的珍藏馆，我看到了一批民国时期出版的中文古籍，包括《青年修养录》（四册）、《诗韵合璧》（五册）、《官话字母》、《诗法入门》（两册）、《诸子百家精华》（三册）等。

这些书籍静静地躺在波罗的海之滨的书架上，不知已经等待了多少年。由于无人能够识别汉字，许多书籍的标签被贴反了——中国古籍是从右往左翻阅的，这与西文书籍的阅读方向相反，而图书馆方面对此并不了解。多年来，这些珍贵的古籍未能得到妥善的整理和保护。

在查阅藏书记录时，我发现所有这些古籍都来自同一位捐赠者——“赵先生”。这位赵先生究竟是谁？他为何来到格但斯克？又为何将这批书籍留在此地？这些问题至今仍是未解之谜。不过，我已经与图书馆预约了进一步的资料查阅，希望能借此深入了解这位赵先生以及早期汉籍收藏的故事，为海外中国古籍的保护和汉学研究贡献一份力量。

站在珍藏馆中，翻阅着这些泛黄的书页，我常常想起在太极课上与波兰学员一同收势的场景。一种是通过身体感知当下的中华文化，另一种则是通过双手触摸历史的中华文化。这两者看似独立，却有着共同的意义：它们都为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理解搭建了桥梁。

“播种”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当下的中国，“寻宝”是为了让那些散落在海外的中华文化印记不再被遗忘。在格但斯克的这段志愿服务时光里，我一直在不懈努力。